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

懲罰性賠償制度有利于保護知識產權

2020年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指出,“共同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”。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開篇就是知識產權相關內容,涉及商業秘密、專利、商標等。可見,知識產權是企業發展的重要資源和參與競爭的核心要素。

恒信知識產權法律中心相關負責人周蕊向《中國貿易報》記者介紹說,新通過的《民法典》中有諸多涉及知識產權及技術合同的相關規定,在總則、物權編、合同編、婚姻家庭編等部分均有涉及,共52條。根據規定,故意侵害他人知識產權,情節嚴重的,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。

據了解,在我國司法審判實踐中,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數額偏低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。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的文書顯示,近7年來,近5萬件商標權權屬、侵權糾紛民事判決書中,約3000件涉及懲罰性賠償,但僅有38件適用了懲罰性賠償的規定;引用《商標法》第63條賠償條款的文書和案件約9000件,僅有11件采用了懲罰性賠償的計算方法,占比約0.12%。

長期以來,《著作權法》《專利法》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缺位,與嚴厲打擊侵害知識產權行為的需求無法相適應。周蕊表示,懲罰性損害賠償具有補償受害人遭受的損失、懲罰和遏制不法行為等多重功能。把這一規定引入《民法典》能夠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,提高侵權違法成本。

湘潭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劉友華對此解讀稱,制約懲罰性賠償適用難的重要原因是,權利人的舉證難度大,而法官對要件事實查明難度也大。因為適用懲罰性賠償,首先需要一個倍數計算的基礎,導致權利人需要付出較大的舉證成本,而知識產權價值的市場評估定價機制又不健全。所以在很多商標侵權案件中,法官大多數時候是根據1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的法定賠償標準,酌情判決。

“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是從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發明人權益、鼓勵創新的宗旨出發設定的,這一制度將產生震懾效果,增加侵權者的違法成本。不僅會提升社會對知識產權的重視程度,也會完善業內正確的知識產權審判理念。”周蕊表示。

對于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具體落實,周蕊認為我國還有較長的路要走。“如何統一適用該制度的要件,保持知識產權制度的體系化,是不可忽視的問題。在商標權、專利權、著作權等領域詳細探討或許更有裨益。”她說。

在著作權保護方面,日前《著作權法草案》在中國人大網公布,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。周蕊介紹說,根據國際公約的基本要求,在現行著作權法中增加了必要內容,如技術保護措施和權利管理信息等。業界反復呼吁的內容,也首次寫入修改草案中,如職務作品歸屬、著作權糾紛行政調解等。同時,“懲罰性賠償”條款也列入其中。

結合社會發展,著作權保護領域出現的新情況。周蕊建議企業關注其中加強網絡空間著作權保護、豐富執法手段、加大監管力度、懲罰性賠償制度提高違法成本、增加作品登記制度、強化法律銜接、完善著作權保護體系等內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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